从近代的朝日关系，看近代东亚秩序是如何构建的？
古代中国是东亚最强大的文明。中华传统对邻国朝鲜和日本，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自永乐朝至甲午战后，朝鲜向明清朝贡的关系延续了近五百年，且朝鲜以朱子学立国，儒教实践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日两国政权之间虽无这般亲密的关系，但文化交流也可上溯至遣唐使，民间来往不断，连梁山好汉都是浮世绘的经典题材。
不过，这种虽有摩擦、但总体和睦、井然有序的稳定局面，都由于近代西方势力的崛起和扩张烟消云散。西方列强逐一敲开东亚国家的大门，而面对现代化转型，三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策略。随着实力此消彼长，中、日、朝在摸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与另外两国的关系，试图突破旧秩序、在新世界的阵痛中趁乱站稳脚跟——日本要“脱亚入欧”、领导亚洲国家，朝鲜则自认是保存了华夏正统的“小中华”、竭力在大国之间中立周旋。
从1840年鸦片战争、1853年黑船来航，到1875年江华岛事件，再到1910年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半岛遭日本吞并，而辛亥革命也在次年爆发。仅仅半个多世纪，东亚的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波折数不胜数、势力错综复杂。然而，中国人自然习惯于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历史或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角度出发，似乎并不清楚这段风云际会的岁月里，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朝鲜的声音总是容易被忽视。事实上，朝鲜的命运与晚清的国势休戚相关。列强为何谴责清政府与朝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袁世凯为什么会驻军朝鲜？李鸿章对李朝政权更迭中起到什么影响？尽管规模实力不及中日，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朝鲜无疑是这一时期东亚国际政治的重要参赛方，更是还原近代东亚历史全貌时，不可或缺的一环。
12月15日，新经典《近代朝鲜与日本》新书发布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办。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著名知日学者刘柠、社科院副研究员许亮共同梳理了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前世今生，并讨论了作为中国人，为什么朝日之间的这段历史纠葛值得我们了解，而切换到朝鲜视角，对今天我们研究东亚国际政治动向又有何意义。
东亚动荡与朝鲜的地缘“悲剧”
刘苏里表示，近来学界和出版界开始关心东亚几国的关系，或叫做东亚秩序问题。大量相关著作的出版，说明这个话题触摸到了整个社会心理跳动的脉搏，公众显然有这样的需求。但在他看来，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半岛的研究和它引发的问题重要性之间依然不够对称。
据他总结，从隋朝以来，中原王朝的命运相当程度上受和朝鲜半岛的关系的牵制。而自明代壬辰倭乱（万历朝鲜之役）到近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也总是跟朝鲜半岛有关，不是因其而起，就是借道朝鲜。由朝鲜半岛引起的东亚秩序混乱，像是周期性出现。这个情形到了现代和当代，甚至愈演愈烈。
刘柠将这种现象归结于朝鲜半岛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那就是它的历史源流。他认为，朝鲜有一种悲剧性的命运，夹在俄、中、日之间，一直在事大主义与自主主义之间摇摆。事大主义是指以大局为重，或者说看“大户”、看强国的脸色。尽管近代以前，朝日之间的通信使关系比中朝之间宗藩-进贡体系关系远一些，但地缘因素决定了朝鲜的战略位置，朝鲜也不得不和日本相应地保持联系。
刘柠表示，《近代朝鲜与日本》书中对此有非常系统的梳理，很有启示性。不仅是朝鲜半岛本身，整个东亚地区就是一个高度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体。从大的历史脉络上来说，是处于一种间歇性动荡的节奏中，平静的时期相对来说比较短暂。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和近代、古代都有很大区别。许亮指出，按照东方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其实东亚秩序非常明晰，是近代以后，东西方发生碰撞，东亚将西方逻辑、模式移植过来后，才出现近代这么多的竞争。
东亚的“中华秩序”是真实历史吗？
东亚秩序，或者说中华秩序，多大程度上是后人建构的，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这个问题实与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文化意识、文化身份认同觉醒有关。刘柠认为，他个人觉得有建构的成分，但主要是真实的。古代中国在文明高度上确实有过绝对的辉煌，从农耕到纺织、陶瓷、书法等，是绝对的高峰。在中华文明拥有绝对优势的状态下，不仅对朝鲜半岛的宗藩体制非常稳定，与日本虽然不是“宗藩”，但也有着漫长的“礼尚往来”的时期。
中国文明由近及远，经朝鲜半岛辐射到日本，实际上非常有效，而且代代相传。与中华文明的远近亲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也影响了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
这个问题，让许亮联想到了最近十几年非常热门的“新清史”研究。“新清史”用另外一种路径来重新建构中国历史，在这种路径下，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叙述可能会被肢解成不同的单元，而不仅仅是质疑古代的华夷秩序。他还提到，朝鲜半岛对华夷秩序也有很大批判，但多少都带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我们朝鲜、韩国的历史是被你们曲解的，其实我们非常优秀，在很长时间内居于东亚等级链的最顶端。”
但不论如何，许亮说，古代的宗藩秩序或者说朝贡秩序、华夷秩序确实存在，而且有非常丰富的史料支持。尽管新清史或者韩国的民族史学，也挖掘了很多史料，提出了很多看似合理的观点，但最多只能说是提供了历史的另一面，而不能替代甚至否定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在许亮看来，如果未来朝鲜半岛真的崛起成为一个统一、富庶而充满自信的国体的话，可能对历史纠葛就不再那么在乎了。现在的种种计较，正是由目前的困境所决定。
从历史观碰撞到中日韩的未来
《近代朝鲜与日本》的作者赵景达是在日韩国人，在千叶大学任教，既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又有特殊身份带来的辩证视角。在书中，一幅近代史画卷以朝日之间的斗争为主线展开，却无时无刻不隐隐有晚清的影子，足见中、日、韩三国命运纠缠之深。
刘柠补充介绍了在日韩国人的情况。在日韩国人是指日本战败后，既不愿回国、又不愿加入日本国籍的朝鲜半岛人，在日本享有“特别永住者”资格。无论他们来自今天的朝鲜还是韩国，都统称为在日韩国人，人数众多，但朝鲜裔和韩国裔各有组织（韩国人的叫“民团”，朝鲜人的叫“总联”）、报刊和民族学校。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并且至今仍围绕民族分裂的现实和祖国统一的目标，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论战。
许亮评价赵景达的写作严谨，虽然不是纯学术的书籍，但具有明显日本做实证出身的历史学家的特色，寥寥几笔，就可见作者对人物烂熟于心、做过详细考察。他感到在历史研究方面，中国史学界需要向日本学习这种实证学风。
在谈及未来如何看待中日韩三国关系时，刘柠提起了一个被搁置的学术项目。这项国家级工程最初的动议是，三国基于“共同的历史认识”，共同编纂历史教科书，但这项工作到今天几乎已经不被提起了。刘柠引用了一位日本首席历史学者说的话，“我们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的历史观各自不同。”
在刘柠看来，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是“以和为贵”，即我们东亚文明的文化核心；第二就是“公开性”，不要太多政治谋略、以国力来压人，而是一起用事实说话，付诸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