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个别“金句”来定义张爱玲
2月24日,值张爱玲五部小说新装重版之际,新经典出版社邀请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张爱玲研究者、评论家止庵与作家笛安进行了对谈,谈论大家眼中张爱玲的传奇人生及张爱玲的作品。
大抵没有一个人比张爱玲更多地被冠以传奇之名。张爱玲出身官宦名门,早年即名盛文坛。她的作品洞察人性幽微,又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承续中国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文学世界。与她同时代有许多作家,但是没有几个人的作品能像张爱玲的作品一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旧保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而作家张爱玲也超脱了文本,成为“传奇”二字的代言人。
关于张爱玲为什么被称为是“传奇”,宋以朗认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张爱玲的书里有很多金句,并且在之后不断被大家所引用。其次张爱玲的人生就是一个传奇,从她的曾外祖父李鸿章到她的祖父、爸爸、妈妈、弟弟,还有她的朋友;比如炎樱、夏志清、胡适等等,与这些人的交往都是她个人的故事,她的故事丰富得可以写成非常精彩的传记,今天张爱玲的传记差不多有一百多个不同的版本,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有这么多版本的传记,这也使得张爱玲成一个传奇。再次张爱玲也遗留下来许多照片,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时的学生照还是一个小女生,戴着厚厚的眼镜,满面痘痘,不是非常好看。可是她还没去美国前,去香港的兰心照相馆拍了一套照片,后来广为流传的那张旗袍照就是在这里拍的。
止庵提到了张爱玲跟其他一些写入文学史的作家的不同:“我觉得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耀就在于此,他可能早已离开我们,他可能是我们的前一代、两代乃至几十代、上百代人了,但是他的作品被一代一代读者阅读和接受,并且大家能从中读出新意,甚至可以借助作品和早已不存在的作者产生一种交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传奇的内在意思。”
前一阵子有年轻艺人在微博发表关于张爱玲《第一炉香》的读后感,因为理解不够准确且引用的张爱玲金句被指是假,因而引起大家的讨论。
宋以朗也谈到今天引用张爱玲的金句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很多流传的张爱玲金句都是假的。止庵谈道,“大家知道最多的张爱玲金句就是‘出名要趁早’,但是问他们读过张爱玲哪个作品,哪篇都没看过。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比如在《倾城之恋》《金锁记》这样的作品里,有很多漂亮句子,被称为金句,金句有便于传诵,在传诵过程中人们甚至觉得不够,就开始有人制造金句,导致真的假的金句一起传播,最后可能假的传播更多。”
笛安谈到她读张爱玲的感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电影隔十几分钟屏幕就黑一下,然后出现字幕,就是张爱玲小说里的原文,是非常精彩的句子。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仅凭一部作品里两三句精彩句子去点评她,是有一点问题的,尤其当我自己成为一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个角度有一点偏颇。”
正如不能只是从个别金句来定义张爱玲,笛安更看重张爱玲作品中的韵律感,“和音乐一样是有旋律感的,它有语言、词句的节奏。我说的不是叙事节奏,而是单纯的把它读出来的音调上的节奏感。在我小的时候,就算看不懂这个故事,但是里面有一种称得上旋律的东西吸引了我。”
止庵念到《小团圆》中的一个段落:“砖红的窗帘被风吸在金色横条铁栅上,一棱一棱,是个扯满了的红帆。壁上一面大圆镜子像个月洞门。夕阳在镜子上照出两小条五彩的虹影。他们静静地望着它,几乎有点恐惧。”他认为:“所谓张爱玲的金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发现,就拿刚才我念的这段话来说,真正打动我是‘壁上一面大圆镜子像个月洞门’。我们知道旧式家庭的墙上有特别大的镜子,她看到镜子那边好像还有一个世界一样,这个句子里把现实和幻象勾连了起来。张爱玲对世界有特别敏锐的感觉,这个感觉不仅仅在她早期作品中,而是在她一生的作品里始终存在的。我们平常就是看一个故事、看一个情节,很容易忽略这些感觉,但我觉得一个人跟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从这个世界里发现了什么,这个世界给予他什么,才是我们要看到的。”
宋以朗的双亲宋淇与宋邝文美是张爱玲的好友,与张爱玲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因此得以接触到文学世界之外的那个鲜活的张爱玲。宋以朗先生就曾选取父母与张爱玲之间的部分通信,以及张爱玲对母亲的“私语”,汇编而成《张爱玲私语录》,让读者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天真健谈、语带机锋的张爱玲。
活动现场,宋以朗不仅分享了张爱玲与父母交往的故事,也谈起自己与张爱玲的短暂接触。张爱玲到香港的时候,曾在宋家住过一段时间,十几岁的宋以朗因此见到张爱玲,但跟她并没有深入接触,也没有任何交谈。后来,还是张爱玲给宋以朗的母亲写信的时候,提到自己记得宋以朗是谁。宋以朗说:“我对张爱玲的印象,有些东西可能是猜的,我猜她跟我妈妈说上海话,因为我妈妈当时不会说普通话,张爱玲也说她自己的普通话不那么好,她应该是有天津的口音。”
宋以朗谈到,自己最喜欢张爱玲的《异乡记》,那是2010年出版的小小一本,“她生前没有出版过这本书,是我从她的遗物里找出来的,文章没有写完,到第80页就没有了,不知道其他的到哪里去了。我妈妈说过张爱玲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小间谍,那个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大人开始说一些私语,那个小孩全部听到,而且后来写出来了。我喜欢这个作品,因为这个作品真的有点像我自己的经历,我能看出这个作家是一个真的人。反而《倾城之恋》是我不大喜欢的,理由是,你说里面有两个人,可是我觉得有第三个人——作家在后面。我不清楚作家跟这两个人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这个作家好像全部都知道这两个人做什么、想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我不太喜欢。”
影视改编可谓是将文学推向大众的最有效的方式。张爱玲的作品因为触及到人们最幽微而深刻的内心,在今天仍然热度不减,成为影视剧争相取材的对象。《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多部作品被搬上过银幕,由许鞍华执导的《第一炉香》还未开拍就已颇受关注。但是,影视剧是否能传达出原著的精髓,三位嘉宾也就此表达了各自的见解。
笛安比较喜欢的是《色,戒》:“《色,戒》的编剧非常不容易地做到了一件事,他把小说的氛围用电影的语言传达出来了。但是原著里易先生是一个灵魂人物,在电影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能让王佳芝担任非常重要的叙述功能。我在看小说的时候,最震撼的是结局对易先生的描写,易先生已经下了命令把王佳芝他们都杀掉,他出来坐那儿打麻将。那时候易先生知道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他也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他知道离那一天也不远了,到了那边他能再见到这个姑娘,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永远是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这个是电影里很难表现的,但编剧还是写了一场梁朝伟跟汤唯在包间里面,汤唯唱《天涯歌女》,其实易先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
宋以朗谈到自己在看《倾城之恋》时,觉得没有办法看下去,好像所有东西都在,可是没有灵魂。《倾城之恋》上映的时候张爱玲住在美国,电影公司叫她去看看那个电影,她说不要。她自己是做编剧的,她明白如果要改编,有很多内容要改变,这是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