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x熊培云：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纸牌屋”

在许多人心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宪法的化身，其中九位大法官更是与世无争，公正不阿，不受政治和俗世所干扰。

但事实上，从林肯到罗斯福，再到当下的特朗普，在最高法院与政府之间就常会产生分歧。大法官和总统在争议性议题上的不同意见，时常演变为政治与法律之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上任总统后开始实施新政。不料，最高法院在多个判决中阻击新政，与罗斯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杰夫·谢索在《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中详述了这场冲突的始末，通过“纸牌屋”般的惊悚叙事，谢索直指事件的核心：当最高领袖与最高法院发生严重分歧，美国是会顺应时代所需灵活妥协，还是严格遵循法律传统？

2019年8月31日下午14：00，新经典文化联合新京报·文化客厅、单向空间邀请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与读者一同回顾这场新政神话背后鲜为人知的政治危机。

一出白宫版的“权力的游戏”

20世纪30年代，美国受大萧条影响，不仅经济濒临崩溃，民主制度和社会秩序也面临着严峻考验。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上台便推出新政，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但在帮助美国走出危机的同时，新政也使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空前扩张。

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新政充满敌意，来自联邦最高法院的阻力更是严重遏制了新政的势头。从1935年5月至1937年1月，新政的诸多核心法案，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先后被最高法院宣判违宪。

最高法院连连添堵，罗斯福怒不可遏。1937年2月，罗斯福搬出“填塞法院计划”，试图将大法官人数从九人扩充至十五人，削弱保守派势力，为继续推行新政扫清障碍。

《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便生动再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作者杰夫·谢索（Jeff Shesol）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演说撰稿人，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写评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他是“最雄辩的史学家之一”。

为了写作《至高权力》，谢索采访了该事件的数位亲历者，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总统幕僚、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日记、书信、电报和回忆录，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献合辑和从未公开的政府内部备忘录，甚至当时的报刊文章。

谢索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详细分析了最高法院审理的有关新政的几乎所有案件。此外，本书还重现当时美国的媒体舆论和社会环境：为了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农民将大法官的塑像“绞死”在路边，多个城镇爆发了罢工和骚乱；但当时针对罗斯福的非议也不少，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称“填塞法院计划”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自从南北分裂以来，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而深刻的问题。” 连不常评论政治的作家E.B.怀特都在报刊上谴责罗斯福。

翻开书页，罗斯福、白宫幕僚、大法官、议员、政治投机分子、媒体大亨在文字的舞台中悉数登场，一出白宫版的“权力的游戏”真实上演。

一堂“来得正是时候”的“21世纪公民必修课”

《至高权力》在美国出版后就引起大量的关注和讨论，受到多家权威媒体的推荐。

《纽约时报》认为，《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是目前为止对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这一事件最为详尽、也是最为引人入胜的再现。谢索杰出的叙事技巧和细节驾驭能力使得本书称得上叙事史中的杰作。在出版当年《至高权力》荣获《纽约客》《纽约时报》年度选书。

不过，精彩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一件八十年前的历史往事能在今天重新被提及和关注，必定有其缘由。其中被提及较多的，正是罗斯福和特朗普政府之对比。

自从2016年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就与司法分支时有不合。今年2月，特朗普调拨国防部25亿美元军费用于修墙，这一政策先后遭到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和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反对，特朗普政府请求最高法院出面调停。

在上任后，特朗普已经任命了两位保守派大法官，最高法院长达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此终结，这一变化引起了舆论的担忧，有媒体称最高法院迎来了“自新政以来最强势的保守派多数”。7月26日，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上诉，对此，特朗普发推表示这是“边境安全和法治取得重大胜利！”

美国时下的状况使人们回想起新政时期的往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称《至高权力》“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九人》作者杰弗里·图宾认为：“《至高权力》令人赞叹地重现了一场20世纪的重大政治和法律斗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的故事是21世纪的公民必须接受的教育。” 法学权威理查德·波斯纳指出，《至高权力》“来得正是时候，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形势及其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刘瑜、熊培云畅谈“美国到底谁说了算”

刘瑜与熊培云两位知名作家都曾亲身考察美国社会，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创立过程和实际运行有着深入的了解。8月31日下午，两人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分别分享各自对《至高权力》的阅读感受，畅议“美国到底谁说了算”。

熊培云以“阅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型避难所”这句话为开场白，讲述了自己在喧嚣的绿皮火车上阅读《至高权力》却能沉静其中的经历。吸引他阅读下去的，一个是作者写作的方法，书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和非常多的视角，人物穿插交织在一起，想回到历史现场，给读者更好、更清晰、更全面的印象，另一个则是贯穿全书的话题，比如关于宪法是有机还是无机的，比如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又或者社会分工的问题。

熊培云还赞赏了此书的可读性：“以我自己的阅读体验来说很像是看一部大片，里头人物特别多，出场时非常混乱，但是看的时候会感觉到主线，在阅读过程中看到很多我不是很了解的细节。”对此，刘瑜也表示认同：“这本书的确非常好看，有点像悬疑小说，你看完前面很想看后面发生什么。这本书改编成美剧的话都不需要另外再找编剧，每一章可能就是一集，可以拍成很好看的美剧。”除了故事本身外，刘瑜还分享了两点读后感，即在美国政治传统里，制度优先于政策，而制度取决于文化。

那为何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在美国享有崇高的地位？

对此，两位嘉宾分别谈及了美国政治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历史。熊培云认为这是从制宪会议开始的，当时美国刚从英国这样的帝国独立出来，对人性和统治会有一定的防范。

刘瑜也指出，从1787年制宪会议开始，美国就慢慢确立和发展起来一种政治传统，通过立法机构、权力分离、两院制、联邦制等制度设计来对权力集中保持警惕。不过，无论是总统还是大法官，实际上都不能“说了算”，真正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主流民意，即“观念的水位”。无论是总统的政策，还是大法官的判决，都会和民意产生关系；尽管前两者和民意之间有时候会有错位，但总体来说，变迁中的民意就像吸铁石一样吸着制度结构向着它的方向变化，这一点在《至高权力》这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两位嘉宾还就本书内容和当下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媒体舆论情况做了对比。刘瑜认为，在《至高权力》中，媒体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尽管当时的主流媒体是进步主义的，而且罗斯福本人也有一种影响舆论的政治魅力，但当时大部分媒体还是对“填塞法院计划“持批评态度。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批评态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力量，但是主流媒体自由派声音占主导优势，这种一边倒的情况，让部分民众觉得自己被忽视了，这导致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也导致了“fake news”的泛滥。不过，今天和新政时期一样，媒体对特朗普的约束依然很重要。

对此，熊培云也指出，媒体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媒体，它一定有偏见，但是有希望的是，让偏见共存，让偏见纠正偏见，那才有价值。”

在精彩的对谈后，两位嘉宾还在现场回答观众们的提问。关于今天美国两极化愈发严重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刘瑜又一次借“填塞法院计划”的故事阐发感想：“我看这本书里有一些对话，包括反对罗斯福和支持罗斯福的人说的话，我都感到一种震动，当时的政治话语和今天美国的话语是惊人的相似。”尽管美国社会中会不断有新的议题出现，如种族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但这种左右翼之间的争论并不奇怪，在历史上均可以找到案例和启发，《至高权力》这本书正是其中最明显和特别的例子之一。